大约在我揍了约翰尼?霍尔一年后,我终于要毕业了。这年冬季学期末时,我们要进行毕业旅行。当我穿好正装,系上我的校服领带后,颇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我对那种感觉记忆犹新—那是解放的感觉,是新生的感觉,仿佛那条领带标志着我业已成年,又好像它成了对付老滑头的谩骂以及黑佬鬼的鞭打的护身符。我终于脱离苦海了。我并没有期望,或者说打算在公校继续发奋努力,用功读书,以期功成名就,正如我在圣?塞浦路斯一样—毕竟,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我知道,在公校里,会有更多的私人空间,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多无所事事以及自我放纵和堕落的机会。这些年来,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开始是无意识的,但后来是有意识的—在我获得奖学金后,我就决心“懈怠”下来,不再试图去死记硬背,应付考试。顺便一提,在我十三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时间,只要能忙里偷闲,我就不会去卖力干活。
老滑头与我握手告别,这会儿,她甚至还叫了我的教名。但她的言行举止里透露着高高在上的施舍,还有嘲笑和讥讽。她说再见的语气,就像过去她说“小蝴蝶”的语气一样尖酸刻薄。虽然我获得过两次奖学金,但我仍旧是个失败者,因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并非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的出身。我“不是一个好男孩”,不能给学校带来荣誉。我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无畏的勇气,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强壮的肌肉,没钱甚至没有礼貌,我没有能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