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揍了约翰尼?霍尔一年后，我终于要毕业了。这年冬季学期末时，我们要进行毕业旅行。当我穿好正装，系上我的校服领带后，颇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我对那种感觉记忆犹新—那是解放的感觉，是新生的感觉，仿佛那条领带标志着我业已成年，又好像它成了对付老滑头的谩骂以及黑佬鬼的鞭打的护身符。我终于脱离苦海了。我并没有期望，或者说打算在公校继续发奋努力，用功读书，以期功成名就，正如我在圣?塞浦路斯一样—毕竟，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我知道，在公校里，会有更多的私人空间，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多无所事事以及自我放纵和堕落的机会。这些年来，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开始是无意识的，但后来是有意识的—在我获得奖学金后，我就决心“懈怠”下来，不再试图去死记硬背，应付考试。顺便一提，在我十三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时间，只要能忙里偷闲，我就不会去卖力干活。
老滑头与我握手告别，这会儿，她甚至还叫了我的教名。但她的言行举止里透露着高高在上的施舍，还有嘲笑和讥讽。她说再见的语气，就像过去她说“小蝴蝶”的语气一样尖酸刻薄。虽然我获得过两次奖学金，但我仍旧是个失败者，因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并非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的出身。我“不是一个好男孩”，不能给学校带来荣誉。我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无畏的勇气，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强壮的肌肉，没钱甚至没有礼貌，我没有能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