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说到了他撰写此书的初衷,他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援引《周官礼》所载“外史”之职,乃撰此书,并自比“外史氏”而发论议,只是为了说明;“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考古即所以通今,两不偏废。”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这些话中,反映出作者对于研究“外事”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狭隘眼光何等不满,何等忧虑!3年之后,即光绪十六年(1889年),黄遵宪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叙述了他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势的认识过程。当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时,意在“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作者这个认识,表明他是站在历史发展潮流前头来观察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是以此为镜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而“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这几句话,则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国志》的主旨。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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