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等人确实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及其反应。他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借助中央全会之类的党权力量来削弱乃至剥夺蒋介石日趋膨胀的军权，以为通过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恢复党权运动，高呼几句“打倒独裁”、“打倒蒋介石”之类的口号，就真能透过革命舆论压力而达到“迎汪倒蒋”的目的，不知权力的取得和维系最终离不开枪杆子。党权与军权的较量，说白了，即是以文人对付武人，以笔杆对付枪杆，其胜负不卜可知。这正是蒋介石暗自嘲笑他们“不自量”的根由所在。就在三中全会闭幕当日，蒋介石在九江巡阅一艘名为“楚有”的军舰。闻礼炮声，蒋顿感“气为之一壮”，窃叹不论武汉方面施用何等伎俩，而陆海军之归附我者，则日有加矣。这正是蒋介石另立中央的资本。
蒋介石虽然拥有自信的资本，但在拿下上海、南京以前，尚不敢公开对抗武汉。故他虽对武汉中央深怀愤懑，但没有公开指责和否认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3月1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阅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甚觉难堪”，“压迫侮辱至矣，然为党国计，惟有勉从耳”。为表明态度，他致电苏俄顾问加伦：“关于武汉方面军政党务之意见，请随时见告，中正只求于革命有利而已。”又致电谭延,声明“以后对于党政诸事概不发言”，请加伦在汉代为解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