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像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么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的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像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的提防……”
“这话我听见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的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葛吕克的粗笨，华葛耐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作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葛吕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猥的气息……可怜的葛吕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