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道统论”的研究，我们就会注意到，虽然对“道统论”的分析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切入的，但很快道统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含义就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已不被作为与具体历史景况发生关联的动力型因素加以考察，而是被置换为一个具有静态特征的超越性因素来加以认知的。余英时认定普通人会为阶级身份所限，而少数精英则可超越阶级概念圈定的身份囚牢而拥有超越社会规定性的特权。这实际上是直接把土阶层抽象出了其具体发展的历史语境。对道统持守的任何相当具体的历史分析，同样转变成了论证中国知识分子之具有良知本质的一个说明，无论这种说明多么赏心悦目，也只能是在知识分子表面形态特征上变换描述的词语，而根本无法在历史情境中改变知识分子已被规定的本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