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哲学这种知识追求必须以其勤勉、精确和必要的特殊精神技艺，学会撇开万物及其生成的当下所在和可支配、可控制的特性。而上述实证的知识追求的目的恰恰与哲学的知识追求相反；它同样勤勉、精确地从事物中析出和选择这种“可支配的特性”，却有意地把事物的普遍本质撇在一边。这就是说，哲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排除了一切可能的欲求和实用的精神态度，即只注意偶然的现实存在、实在的事物，并自觉地排除了按可能统治的秩序选择知识对象的技术原则。[29]因此可以说，如果要追求人所能达到的全面知识及其文化的话，那么关键在于：从自觉的方法论处理好应用和排除技术选择原则之间的关系。
由于所有可能的对世界的实用态度都是生命地限定的，由于所有以统治为目的的实证科学也许撇开了地球人的特殊感官和运动器官，但决没有撇开认识主体的生命器官及其统治意志；从而，哲学也可以被称作是获得这样一种知识的尝试，其对象不再此在相对地涉及生命及其可能的价值。但是，科学恰恰撇开了它所处理的客体的所有可能本质问题，就像它撇开了事物的绝对实在性的此在等级问题一样。从而，科学的对象是“偶然所在”及其“规律”的世界，是此在相对地涉及生命的世界。任何不能由结合数学推演的可能观察和测定所决定的问题，都不是实证科学的问题，即对于它是毫无“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