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司马兄弟善用严明的法纪之术来整合上下、务实高效。当年司马懿远征辽东，围敌欲攻，时逢霖雨，久下不止，平地水深数尺。诸军行走极为不便，纷纷向司马懿建议移营居安，但司马懿见到围垒尚未竣工，若众将士就此舍劳取逸，则大功难成，于是执意不许，明令诸军敢言徙者必重惩。都督令史张静不顾法令仍来劝言，遂被司马懿当众斩杀，方才稳定了军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种做法深深影响了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
司马师执政之初，从事中郎李憙便评论他“以法见绳”，令人“畏法而至”，不敢不从。他征讨毌丘俭时，问计于名士刘陶，发现刘陶答复之际模棱两可，企图在曹、马之间当骑墙派，遂铁腕出击，把刘陶贬官而死。他如此举动，自是欲以严刑重典震慑朝中的中间派而为己所用。
司马昭继兄掌权之后，亦是执法如山、毫不宽待。他出兵扫平诸葛诞时，“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摘自《晋书·文帝纪》）。在伐蜀的誓师大会上，将军邓敦发出“蜀未可讨”的杂音，司马昭仍是毫不手软地杀之以立威。在他看来，只有以铁的法纪锻炼出来的军队，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他和父亲、兄长一样，坚持“严以正法”，这才使自己的部队可以“长驱越险、所向披靡”，令吴蜀之敌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