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司马兄弟善用严明的法纪之术来整合上下、务实高效。当年司马懿远征辽东,围敌欲攻,时逢霖雨,久下不止,平地水深数尺。诸军行走极为不便,纷纷向司马懿建议移营居安,但司马懿见到围垒尚未竣工,若众将士就此舍劳取逸,则大功难成,于是执意不许,明令诸军敢言徙者必重惩。都督令史张静不顾法令仍来劝言,遂被司马懿当众斩杀,方才稳定了军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种做法深深影响了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
司马师执政之初,从事中郎李憙便评论他“以法见绳”,令人“畏法而至”,不敢不从。他征讨毌丘俭时,问计于名士刘陶,发现刘陶答复之际模棱两可,企图在曹、马之间当骑墙派,遂铁腕出击,把刘陶贬官而死。他如此举动,自是欲以严刑重典震慑朝中的中间派而为己所用。
司马昭继兄掌权之后,亦是执法如山、毫不宽待。他出兵扫平诸葛诞时,“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摘自《晋书·文帝纪》)。在伐蜀的誓师大会上,将军邓敦发出“蜀未可讨”的杂音,司马昭仍是毫不手软地杀之以立威。在他看来,只有以铁的法纪锻炼出来的军队,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他和父亲、兄长一样,坚持“严以正法”,这才使自己的部队可以“长驱越险、所向披靡”,令吴蜀之敌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