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复古派虽然反对理学家重理而轻情、重理而轻文采的文学观，却没有从根本上怀疑程朱理学所倡导的理本身，如何景明就认为：“汉之文人工于文而昧于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啬乎文”[35]。因而他们也就不能彻底扬弃这种理，而是在排斥和压制人们思想感情的理，与文学创作中要求充分发挥和自由表现的情与文采，这对矛盾之中进行调和，寻求平衡。同时，复古派也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与某个民族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相适应的，而且有其特定的审美规范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中国的古典诗歌，由兴起发展，至盛唐达到最兴盛的阶段，中唐以后已开始走下坡路而趋向衰落，到明代其艺术形式已变得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不相适应，再也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因此，他们没有能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理想的革命，另行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形式，而是继续利用古典诗歌的旧瓶来装新酒。这样，他们既想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力求使之符合古典的审美理想，恢复古典审美特征，如李梦阳所说的“以自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36]，总是在守法与达情之间踟蹰，处在一种两难的矛盾状态。这就注定了明代文学的复古运动最终必然失败的命运。而在创作实践中，复古派的诗歌作品往往将一些鲜活生动、颇有战斗性的思想内容，按照古典诗歌审美规范加以剪裁修饰，使之变得苍白模糊、软弱无力，古文也往往“以古语传时事”，弄得迂曲缠绕，佶屈艰涩，后来甚至闹到“剽窃成风，万口一响”[37]，因而遭到顾炎武的抨击，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38]。所以，复古派诗文创作的成就总的来说都不高，远逊于当时的小说、戏曲创作。[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