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时代使命的认识。中国史学历来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许多大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都有不少关于史学功能方面的精辟见解。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有深远影响，他的《史记》被章学诚称为“神以知来”的典范。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性质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把历史研究同革命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进到现代意义的高度，并从理论上赋予它崭新的含义。关于这一点，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的第一段话就有极明确的表述：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35]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于1929年写下这些话，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对于“未来社会”的信念。把历史研究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经世致用”观。它跟传统的史学经世致用有两点根本的不同。第一，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指导的基础上，以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为前提，这就把前人所追寻、探讨的“必然之势”、“必然之理”提高到科学认识的高度。如前所述，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为了证明唯物史观的普遍意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功用理论，从其“草创”的时候起就具有世界的眼光，并不限于本国的范围之内。第二，它是建立在“人民本位”的思想基础之上，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郭沫若在讲到他研究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时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36]这跟历史上的史家讲“经世致用”，主要（不是全部）为总结封建王朝的治乱盛衰提供经验教训迥然不同。他的《历史人物》序对此有明确而详尽的表述。唯其如此，他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文件看待”，称它“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37]。这话，中肯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民本位”的社会功能价值。50年代末，郭沫若在一篇题为《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的文章中，再次阐述了“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指出：“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来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38]他的这个论点以及在这个论点基础上的许多具体的设想，在今天的史学工作中，仍有指导的意义和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