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延寿之后，盛唐时期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对以往史家、史书、史学活动进行了总结性的批评，从而提出完整的、有一定体系的史家修养的理论。如果说他的“史才三长”论即史才、史学、史识是史家修养的总的原则，那么他的《史通》一书就是史家修养之优劣高下在具体撰述上的表现。刘知幾的史家修养论和史学批评论不仅在中国史学上闪耀着理论的光芒，就是在当时世界史学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宋人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名作。吴缜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应包含“事实”“褒贬”“文采”。三者之中，“事实”是基础，“事实”不确，谈不上作史，褒贬次之，文采又次之，三者兼具才是达到了“为史之要”[42]。这三个要素及其主次关系所构成的史家修养的理论体系，也可视为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即使在当今，也还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进一步丰富、发展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吴缜的批判精神和见解。他认为，在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应补充“史德”这一最重要的修养。他说的“史德”是指“著书者之心术也”。那么“心术”又是什么呢？章学诚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