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像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像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气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地告诉他们,像发疯般拼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平地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