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对这两种力量——一种是社会的，一种是超社会的，一种是推力，一种是引力（它们将其驱策力注入每一道德动机）——作恰当的说明，那我们就非得插入一段很长的话不可。例如，一个诚实人会说，他的行为出自自尊心，出自人的尊严感。如果他不是一开始就把自己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在完全随波逐流的情形中所形成的人格（personalitiés），一个由意志加以提升的人格，那他显然是不会那样说的；尊敬别人的自我不同于受人尊敬的自我。那么，后一个自我又是什么呢？它的尊严何在呢？它所激起的尊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姑且让我们把分析这种尊敬的任务搁下，在这种尊敬中我们会首先发现一种自我菲薄的冲动，学徒对师傅的态度，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偶然性在本质面前的状态。至于那个与一般人格有所不同的更高自我，那就还需加以界定。毫无疑问，首先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社会自我”，这一点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如果我们只是出于理论上清晰的目的而设定一种“原始的”思想状况，那我们就会从中看到，自尊心是与这样一种情感相一致的，即个人感到自己与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很坚固，所以团体始终存在于独立的个人之中，监督着他，鼓励或威胁着他，一句话，要求他接受劝告并服从命令；在社会本身的后面则是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团体依靠着这些力量，这些力量也要团体对个人的行为负责——社会自我的压力便是由这些力量的总和产生出来的。此外，个人对命令的服从并不只是出于守纪律的习惯或出于对惩罚的害怕；当然，个人所属的团体必须使自己高出其他团体之上，单单是为了提高战斗勇气也需这样做；意识到这种力量的优越性又为个人提供了更大的力量，同时还一道给个人以自豪感所能给予的全部满足。如果你想确证这一点，只需考察一种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心态就行了。请想一想构成“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这句话的全部自豪感及全部道德力量：罗马公民身上的自尊心一定类似于我们今天称为民族主义的东西。但我们无须回到历史或前历史状态中去，也可看到自尊心与团体自豪感相一致的情况。我们只需观察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在大团体中形成的小团体的情形就行了，那些小团体中的人是靠强调某种真正的或表面的优越性的区别性标记而团结起来的，这种区别性标记把他们同普通民众区分开来。于是，在每一个人作为人而自认的自尊心旁边，又产生出一种额外的尊敬，即那个只是一般人的自我对于一个高出其他人的自我的尊敬。这个团体的全体成员作为一个团体而行动，于是便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一种等同于“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的荣誉感就产生出来了。这些是自尊心的首要成分。从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我们今天只有努力加以抽象才能脱颖出来的）来看，自尊心是用它所携带的社会压力的威望把我们“捆束在一起”的。如果说自尊心乃是对于一个受钦佩与受敬重的人的尊敬，我们心中怀有这个人的形象，我们渴望成为他那样的人，就像副本酷似原本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推动力就已明显地变成了吸引力。但在现实中并不如此，因为，即使“自尊心”一词只引起对自我的态度的观念，这个词都始终是一种社会情感。但那些给历史打上印记的伟大道德人物，却联手穿过千秋万代，在我们人类的城市上空走过；他们结合成一座圣城，召唤我们进入。我们也许不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的召唤仍然在进行，我们灵魂的深处也有应答；我们在思想中从我们居住的社会向这理想的社会飞去；当我们崇敬我们内心的人的尊严时，当我们宣称我们出于自尊心而行动时，我们就是在对这个理想的社会鞠躬。的确，某些具体人物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总倾向于变成非人格的东西。而且，当哲学家向我们说明那构成人之尊严的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理性（la raison）时，这种非人格的性质就会更加强化。但这里我们必须仔细地弄清楚我们意指的是什么。说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没有人会反对。说理性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东西，就像一种美的艺术品之确有价值一样，这人们也会同意。但我们必须说明，它的命令何以是绝对的，为什么会被人们服从。理性只能提出理由（raisons），我们显然总是可以自由地用这些理由来与别的理由相对抗。让我们切勿只作这样的认定：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理性用它那至高价值迫使我们尊敬并命令我们服从。我们必须补充说，在理性的背后还有使人类变得神圣从而给理性打上神圣烙印的人们，而这种神圣的印记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在我们屈服于真实社会的压力时，是这些人把我们引领到一个理想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