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忏悔录》的写作：情境与意图
对于那场争论，休谟视之为生活里的意外，希望尽快忘却；对于卢梭，那是新的开始，从前所向往的黄金时代、自然教育和契约精神，现在他觉得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揭露伪君子。1766年卢梭逃往英国，在思想意义上，那是他带着顽疾和忧郁闯入公共空间的冒险。误解与猜疑大肆袭来，他觉得迫害的企图无处不在，虽是假想的，却挥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里反击。鉴于同代人没有公正的判断力，他就向后代人说明真相，为此专心写作《忏悔录》，在英国时两易其稿。对于题目，到底是“回忆录”还是“忏悔录”，卢梭犹豫不定。草稿上标着“忏悔录”，致友人信中却说是“回忆录”。《忏悔录》出版后，它的风格为人质疑。卢梭生前的论敌埃皮奈夫人怀疑它的真实性，1849年拉马丁（Lamartine）在法国立法议会演讲时斥责卢梭虚伪。罗曼·罗兰批评他言辞高傲，与托尔斯泰一样亲近自然，但两人的《忏悔录》差异大，托尔斯泰有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卢梭放肆，有法利赛人的狂妄。[16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耶鲁修辞学派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从文本角度追溯写作情境，他觉得卢梭是在辩解，不是忏悔。“忏悔”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认识论的运用，“辩解”是敷衍的修辞术。[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