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肢解连续的沟通行为过程中，研究者无意中剔除了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观察研究相对于量表和访谈法而言较强的即时性和生态化优势。或许那些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去除亲子沟通背景或研究所设定的亲子任务的研究都关心抽象的沟通特征或模式。但行为对背景有天然的依赖性（Donnenberg & Weisz，1997），那种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剥离开来的分析方法可能带来对沟通行为界定和解释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Rubin，Cheah & Fox，2001）、Donenberg和Weisz （1997）的研究都发现，父母在不同的实验任务中表现出的教养行为不同。似乎父母只有在与孩子进行有挑战性的、有争议的任务（如完成不可能完成的迷宫、讨论引发亲子冲突的主题）时才会表现出不良沟通行为，而在无争议的亲子沟通任务中则不会如此。而且，研究者（Whaley et al.，1999）还发现父母的同一行为在不同背景中对儿童的影响也不同。例如，Rubin和同事（Rubin，Cheah，& Fox，2001）曾经分析了父母的指导与控制行为在不同活动背景中对儿童发展的不同影响：自由游戏中母亲的过多控制和指导阻碍了儿童环境控制感的获得；而在解决困难任务中母亲较多的监控和指导却能起到调节认知压力、维持儿童稳定的情绪唤起水平、保护其对环境探索欲望的积极作用。这表明，只有结合沟通行为发生的背景才能判断父母的行为对儿童发展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