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作为佐证的还可以举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的解释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与王国维、茨威格相较，陈子龙和他们有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处于这种文化“衰落之时”。不过，陈子龙和王国维、茨威格仍然有相当之区别，那就是王国维和茨威格本质上是地道的文人，当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被突然的变故强行推离原来熟悉的既定轨道时，他们选择了结束自我生命来作最后的消极抗争。陈子龙则不同，在这个被认为是晚明最重要的诗人和词人身上，集合了江湖侠士、风流文人、能员干吏等多重特征，而这些特征组合起来的，是一个近似于愤怒青年的陈子龙。
晚明几十年间，文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与其他时代相比，发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个性的张扬。个性的张扬可分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纵情甚至滥情于醇酒妇人，已成为文人们身体力行的时尚；其二，好谈国事，动辄对时政提出尖锐甚至鲁莽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