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和专门化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普及教育的特定内涵，仍然应当是扫除文盲的教育；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必然是它的首要任务。淡化这种主旨或泛化普及教育的内涵，在国难当头的特定历史时期，有它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意义，教育学本能地不会接受这种嘲弄式的否定。在当今的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普及教育，如果不以文字符号和科技知识的传授为主的话，如果只是高喊“普及现代生活教育”的口号或者“一刀切”地冒险推行工学团制的话，那就很可能制作出现代的“皇帝的新装”，从而自我飘然地贻笑大方。
三、普及教育的途径
这个问题在论述“普及什么教育”时已有涉及，现专门展开进行研讨。
由于教育概念历来有广狭之分，所以教育的实施途径历来就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别。陶行知虽然办理过蜚声中外的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但从他发动的历次教育运动来看，他却是偏爱社会教育方式的。后期的陶行知，虽然否认他是学校教育取消主义者，[5]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对他贬斥学校教育的言论视而不见。
“民国十九年春天，我曾一度草成了一个二十年内完成普及教育的计划。这计划曾由教育部提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那时，我对于儿童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估定，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彻底的看破，这些都是构成那个普及教育计划失败的重要因子……如果大家把传统的学校彻底的看破，则普及中国教育不但是有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 《普及教育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