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之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6]
这是把气看成文学的生命所在。另一位清代学者叶燮在他的文论著作《原诗》中就更深一步，他认为，“理、事、情”三者是诗歌表现的客观对象，“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情、理之为用，气之为用也。”[7]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所表现的是理、事、情，但仅有这三者，还不能构成文学，还必须以气脉贯穿其间，这样文学才能变成活的有灵性的东西。上面这些说法都很有代表性，说明气是本，言是末，言必须有本的支持，才能变成有意味之言。
由于“气”对文学来说是一种根本的东西，所以中华文论把“气”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常用“气脉”“气韵”“气象”“生气”“气势”“气息”等词语来评价诗文的优劣，把气看成诗文追求的高境界的美，看成诗文的生命。宋代人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批评诗人作家黄庭坚：“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这就是说，学习古人，也首先要从养气入手，使所作的文学有“浑厚”之气，若专在字句上下功夫，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明代文学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引康对山语，说：“读李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的确，李白的许多长篇歌咏都有一种雄放之气，如长江大河，涛翻云涌，如他的《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写出了一种横扫千军的气概，他的歌行是独一无二的。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用“专以气胜”来评价杜甫的诗，这是很有见地的话。的确，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的诗歌中，总是灌注着他个人的独特的浑厚沉郁之气。例如，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