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姆区的景象也生动展现在詹姆斯·凡·德·泽（James Van Der Zee）的摄影作品中——也许他就是劳伦斯画中的那位摄影师。不过，劳伦斯本人却一直坚持使用非摄影方式进行创作，他的绘画展现出一种有别于摄影自然主义的另类美感，充满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生活的意趣。蒙德里安似乎也对摄影保有拒绝的态度。如果说他的绘画是“抽象”作品未免有些过于草率，他的作品既非自然，也非摄影，有马蒂斯所说的那种圆融自足之美，最重要的是，那些画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既没有指涉旁物，也不是观察世界的窗户。
无论是劳伦斯还是蒙德里安，他们都想发明一种技巧来表达视觉体验。劳伦斯擅长使用水彩和蛋彩，也就是将颜料与蛋清混合，按照波特的说法，这样可以产生“一种紧致而明亮的表面，类似于波斯彩砖或意大利湿壁画的效果”[552]。事实上，15世纪的马萨乔或其他意大利画家确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描绘《圣经》故事的，还将这些故事嵌入自己所在的现实生活中。同样地，20世纪的绘画与雕塑的生命力也来自艺术家自身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概念。即便是蒙德里安这样讲究极简的画家，身处纽约也无法避开新世界的喧嚣与活力。尽管劳伦斯与蒙德里安两人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俩都在20世纪中期敏锐捕捉到了山雨欲来之感，似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变革即将发生，一个崭新的民主世界即将崛起。对蒙德里安而言，这股新能量会催生几何绘画，并直接进入城市生活；对劳伦斯而言，这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能量，那是大众生活的政治与人类的抗争。20世纪40年代，战火再次吞没了整个世界，人类生活与自然世界遭到惨烈荼毒，这段悲惨的经历将对21世纪的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