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海外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的介绍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德国汉学大家福兰阁的五卷本《中国通史》，法国汉学家考狄的四卷本《中国通史》，美国汉学家赖德烈所著《中国历史与文化》，德效蹇英译的《汉书》等，是历史方面的代表作。语言文字方面，则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最有创获和著名。高本汉所著《汉语音韵学研究》（一译《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语与中国文》、《中国语言学研究》、《汉语词类》等都是高质量的汉学著作，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堪称西方汉语研究史上不朽的丰碑。它以较科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多种汉语方言，开创性地研究了古汉语语音系统的重新构拟问题，被汉学界公认为“本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36]。赵元任等人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对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在内的中国汉语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和敦煌学的研究也都极有成绩，为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成果反馈到国内，还对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已经与世界科学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都直接发表在国外的科技刊物上。不少杰出的中国科学家还应邀到海外讲学，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一个突出代表。李四光曾留学英国7年。1934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等大学巡回演讲“中国地质学”专题，他根据多年积累的大量地质文献资料，创造性地完成了观点新颖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讲义，特别是向英国同行师友成功地介绍了中国地质独特的区域特点和自在的完整性，受到英国地质学界的重视和欢迎。1936年，他回国前将英文讲稿整理完毕，3年后在伦敦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专著，问世后在国内外地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中国科学的外播方面，最具有象征性的人物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从1938年起，李约瑟就立志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37]。1943年，他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来华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次年在华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任馆长。其间，李约瑟向国外推荐发表了中国学者撰写的大量科学论文，并出版《中国科学》、《科学前哨》等书，热忱地向西方介绍战时中国科学界的艰苦努力和科学研究情形。同时，他那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计划也更加成熟了。战后，李约瑟用了毕生精力，组织中英科学家陆续完成了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一划时代的杰出工作虽然主要是后来完成的，但在此期已经卓有成效地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