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追求快乐人生，但不主张过度快乐。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儒家主张适度、适中，中庸，过犹不及。孔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所以在编《诗经》时，把《关雎》放在305篇的首篇，充分说明孔子是主张中庸、中和的。孔子曾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说：“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宪问篇》）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篇》）孔子感叹说：原来是这样！“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正是对适度快乐的注解。
孔子之乐，不单是一个人之乐，而是主张共同快乐。“仁者爱人”，正是力求共同快乐。孔子对他的学生闵子骞说：“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篇》）要求闵子骞把多余的粟给邻里乡党，让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快乐。孔子还说，为政者如果对老百姓“择可劳而劳之”（《尧曰篇》），老百姓就不会怨恨，就会快乐。关于这一点，后代儒家有很多发展。孟子说过：“独乐乐，莫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莫若与多乐乐。”意思是一个人快乐，不如同别人一起快乐；少数人快乐，不如众人一同快乐。孟子又说：“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所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说明与民同乐之重要。到了宋代，范仲淹更是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慨叹，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普世普惠普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