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文体：自我的宣言与他者的视域
跨文体是当代批评的“新概念”，因而在现代文学中，并没有哪一个作家标榜自己是跨文体写作，虽然跨文体是现代作家创作的实态。萧红的生命体验表明她追求自由飘逸的灵魂，她较少传统的束缚，面对既成的小说学，她不是简单的认同，而是勇敢发起挑战。挑战的结果是，她的小说在他者的视域中呈现不同的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被有些人看成“不是小说”，却被后来的人看成她艺术上的独创，是萧红体、“注册商标式”。现在我们可以把萧红的创作称为跨文体的写作方式，它是萧红追求的现代诗学。
萧红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各式各样的小说。”[2]绝大多数研究萧红的文章都引用这段话，但是没有一篇解释其中的含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萧红小说创作的宣言。这段话表面看来似乎是萧红脱口而出，但实际上它是萧红关于小说的诗学观念和创作理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关于“有一种小说学”的看法，这也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萧红所说的“小说学”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一些批评家、理论家对小说的看法，他们认为，小说一定要有什么。梁实秋认为“好的小说必须要有一个故事做骨干，结构要完整，要有头有尾有中部”，他的意见是“小说必须要有故事”[3]；穆木天借用一流小说研究家的说法，认为小说“须具有结构、人物、背景等要素”，而“无结构、人物、背景诸条件”是反小说的，是随笔或散文[4]。还有人认为小说“结构无妨平淡，不必曲折离奇”，但“结构却不可不缜密，绝对不可松懈”[5]，更要有一个“完善的结构”“精密的结构”[6]。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小说学看重小说的几个要素尤其是对于结构的要求非常严格，而这种小说学是萧红不屑遵从的，她的小说结构的“松散”便是明证。沈从文自称文体家，在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批评沈从文创作上的缺点首先是“过于随笔化”[7]。沈从文认为自己的小说疏忽于结构，他说：“我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沈从文说得含蓄，迂回，柔中有刚；而萧红则是带着对传统小说学的挑战和叛逆的姿态宣布自己的创作诗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