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本真性之理想：它变得至关重要，是由于卢梭之后出现的一个进展，我将这个进展与赫尔德（Herder）联系起来——再讲一次，赫尔德是其早期主要的阐释者，而非其发明者。赫尔德提出这样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being human）的方式。用他的话讲，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measure）。[3]这个思想已经深深进入现代意识之中。它也是时新的。在18世纪末之前，没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会具有这种道德意义。存在着某种做人的方式，它是我的方式。我应该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任何他人的方式去生活。而这就给忠实自我（being true to myself）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没有领会生活的目的，我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什么是做人。
这就是流传给我们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它赋予与自我、与自我内在本性的接触以无比的道德重要性，而看来这种接触正有被丢失的危险，这部分是由于驱使我们服从外部的压力，也由于在对自我持一种工具主义态度时我可能会失去倾听这种内在声音的能力。因此，通过引入独到性原则，这个理想极大地增强了这种自我接触的重要性：我们的每个声音都有其自己的东西要说出来。我不但不应该让我的生活符合外部一致的要求；在我之外我甚至不可能找到我据以生活的模型。我只能从内部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