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图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B.A.Lekhterev)和巴尔多(R.Barto)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垄”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办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编者。
“出关”的“关”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