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的帝王未见得有无懈可击的道德合法性。在唐太宗的事例中，今人比古人增加了一个道德难题：今人提起唐太宗时往往不吝溢美之词，因为后者所开创的传奇时代带给国人相当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换言之即对国人有着切身的益处，而李建成、李元吉两家人的灭门惨剧和我们没有一丁点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时间在这里起到了某种颇为蹊跷的作用：它以近乎酿酒的方式将唐太宗的功勋酿得越发令人迷醉，却像洪水一般冲淡了李建成、李元吉两个家庭（包括婴儿）所散发出来的血腥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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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唐太宗如果治国无方，成为一个著名的昏君，人们又该如何评价他的“私德”呢？——可想而知的是，他的“私德”问题将不会再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私德”范畴而另做评价了。或者，假如唐太宗刚刚登基便不幸早逝，没机会展示政治才华，那么玄武门之变亦将不会再被看作“私德”而被人宽恕了。
这样看来，谋杀兄弟并屠杀兄弟满门，霸占弟媳，威逼生父，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固定的道德权重，道德就其本质来说也只是一种逐利的工具，唐太宗因为其统治对我们有利，他的不义的行为要么可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私德范畴，要么干脆可以被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