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脸，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吸引走了。
这也是命也运也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郎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气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摊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大唱《拉网小调》，好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