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我们用纯经济的眼光来观察，则这里便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要你服务月俸二千石的官职，外官自郡太守起，内官自九卿起，达十年二十年以上，无论你是出身农村社会的一个平民学者，无论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当时的社会上，自然是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了。郡守九卿的属吏，皆由他们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举推荐。将来这些属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门生故吏遍满要津了。那时书籍写在竹帛，竹重帛贵，颇不易得。流传难广，一个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而且读朽家庭间声息相通，这里边不免要相互帮忙。在国家法律上，读书从政是公开的，平等的，国民人人可得；但在社会实际情形上，则这两种权益，容易在少数家庭中永远占到优势。因此东汉时代颇多由“累世经学”的家庭而成为“累世公卿”的家庭。那时虽已没有贵族肚袭的制度，似终不免因为变相的世袭而成为变相的贵族。那种变相的贵族，便是所谓“士族”。这种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到东汉而大盛，下及魏晋南北朝，遂成为一种特殊的“门第”，我们无以名之，只有名之曰“郡县国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贵族”。这种新贵族形成之后，中国社会又自走上一个新阶段，造成一种新形态，这是我们要在下一章里述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