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古代史研究热潮带动了国内进步史学界，在重庆的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人时常以“文工会”的名义组织学术座谈或学术演讲，活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气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逐步形成，并获得不少可喜的成果。除郭沫若的几部中国古代史研究专著外，还有侯外庐的《中国古代学说史》《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历史论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史》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代表作。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尤其是这批史学家提供和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确实是对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将原本以帝王将相为主线、以唯心史观为基本特征的旧史学加以改造，真正提升为一门科学，完成了中国历史学的转型。
不过，从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总体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虽然代表了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发展时间尚短，史学的重点差不多还是以旧史学为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旧史学依然占据格外重要的地位。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周谷城、陈恭禄、钱穆、金毓黻、张荫麟、陶希圣、萨孟武、徐炳昶、顾颉刚、杨向奎、童书业、罗根泽、马元材、汤用彤等运用传统史学方法研治古代中国史，虽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运用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接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