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王昆仑丝毫没有察觉。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察觉。就是前来赴会的所有同志都没有察觉。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路线，大摇大摆地赶往无锡；提前赶到无锡的主人王昆仑和妹妹王枫等一会儿在车站，一会儿在码头，喜笑颜开地把前来赴会的各路“神仙”迎进奄头诸太湖别墅，准备参加以王昆仑的名义召开的“蟠桃大会”。
正当王昆仑以主人的身份欢宴来自宁沪两路的神仙的时候，沈醉等特务也忙个不停。请看沈醉的回忆：
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天，上海方面来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妹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孙晓村等人，常监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识这是常去辣斐坊（仗飞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员？谁也弄不清楚。这时我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誉察局等都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誉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有敢告诉他们。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或者那个共产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都抓起来，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贵任，我可担不起。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他下令逮捕过几个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闹一顿，欺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还将唐纵徽了职。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去了解这些人在大湖别里内的活动情况再进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外，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怎么下台？“捉虎容易放虎难”。我便没敢去冒风险，好在他们也没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加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