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在西方的希腊，荷马时代取代了迈锡尼文明，接着就是前代的文明被遗忘，《荷马史诗》十口相传，其中虽不乏前代史影，究其实终不能成为史书；在中国，则出现了周之代商，《书》、《诗》与礼乐勃兴，难怪孔子会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尚书》（尤其其中的周初诸诰）作为原始史料是基本无问题的。《诗经》中有神话、有民歌，但也有史实之含蕴，作为原始史料也基本是无问题的。《书》、《诗》皆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不过其中却有宝贵的史识存在。如强调“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涉及三代历史传统以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样的对于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在古代世界，这既是难能可贵的重大创见，也为以后中国史学的连续性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公元前8世纪以后至公元3世纪，在西方，希腊、罗马迭兴，由城邦逐渐向罗马大帝国的方向进展。在中国，由东周之衰而“五霸”、“七雄”，而秦、汉一统帝国。中国之诸侯国与西方之城邦，皆为小邦，而体制不同。中国之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皆为跨地区的泱泱大国，而体制殊异。希腊与罗马文明之间有断裂，而三代与秦、汉之间既有明显时代质变而又有历史之紧密相连。凡此前编已有论述，此处略微提示，是为了说明双方史学之所以不同之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