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只有辩证思维才能办到这一点，这是当时的奥波亚兹们所不具备，同时又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所尚未顾及到的。梅德韦杰夫的这种努力究竟是否成功，我们拟在下文予以论述。此处，我们援引这一事实旨在说明：当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种总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表现的社会历史主义及对语言的社会文化学阐释的可能性而吸引了他。[15]与此同时，在与在俄国土壤上生长的形式主义学派及其有其德国根基的感受理论的论战中，巴赫金在其对文化对象的关系中，有时甚至把社会学方法发挥到了逻辑的终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甚至在论述语言哲学的著作中……会出现一些非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性特点的原因……”[16]
这里的“非官方”实际上并非必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由福赫斯特提出而由梅德韦杰夫小心翼翼加以探索的社会学诗学这一根据不足的口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批评中两个有着根本差异的分支流派的分水岭的标志。[17]对于巴赫金学派而言，似乎并不需要一个像奥波亚兹那样的“社会学转向”，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在紧密联系社会语境的条件来探索新的文艺学的。该派成员之一的沃洛希诺夫，其最初的活动和著作也值得予以关注。1925年到1930年间，沃洛希诺夫在列宁格勒大学东西方文学史比较研究所攻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所研究的问题，就是社会学诗学，论文导师是瓦·亚·杰斯尼茨基。此时的沃洛希诺夫还同时担任文艺学方法论研究室秘书。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的初稿也曾在此进行讨论。沃洛希诺夫作为研究生曾于1927～1928年提交过关于其论著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对论著写作的过程和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1930年早期，沃洛希诺夫在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语言学。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前两编主要讨论的就是语言学问题。报告的14个部分中有4个部分是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和话语在艺术创作中的功能问题的。在后一部分中，报告进一步发挥了其早期论文《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中的观点。与后来出版的专著相比，这部分内容在专著中被省略了，但讨论得却更加细致了。由此可见，在语言学家中进行的讨论中，文学问题受到的质疑可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