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以储志为代表的社教社社员的呼吁，梁漱溟在11日上午大会予以回应，借“确定乡村应设中心理论及全国乡村工作机关切实联络案”讨论结果，他认为“一，中心理论不能强求，应自然趋势，逐渐影响而归一致；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临时集合，自由发起，讨论不采取决议形式，重在意见之交换，似不必有固定之团体组织”[207]。这种观点颇得一些代表认同，如参会代表张道一认为：“有一位会员深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痛心。在我个人看这‘乡村工作讨论会’七个大字里亦没有表示‘会议’的意思，这位先生的话徒表示其未加深思而已。”他认为工作讨论会是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集会，“这里决不能产生什么决议，因为一年一度的临时结合，各方代表的来路都是自由参加，会员既不是永久的固定的，岂能有什么决议案？决议案又交哪个去执行？不执行又该怎样？”[208]实际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为本旨，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渠道，在乡村建设各派的联络功能与社教社打成平手[209]，很大原因就在于它仅仅是个临时集会，而非有会员限制和严密组织的固定社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