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逻各斯前
词语由“思想”的单元　回到“生命”的单元
革命回到语言中
只有不断回返原初创造力的语言，能够继续着概念化、重新概念化的命名、再命名——这就是为什么法语是一种产生革命、乌托邦，以及从时装、香水、茶花女到层出不穷的新思潮的语言。
在萨特、罗兰·巴尔特、德里达多姿的法语旁，为什么我的“生命第一经验和人体直观的象”的汉语，反而失去了肢体的魄力与魅力？
一旦意识到“人类语言没有外部，它‘禁止旁听’”〔24〕，巴尔特也就把马拉美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改变成他的在改变语言中改变世界。
其实，巴尔特文本／本文，语言结构／词语自由的分裂与对峙，都出于法国人的天性：一方面，当巴尔特把文本与语言结构的统治秩序决绝地称作“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的“语言法西斯”的时候，他是罗伯斯庇尔的后代，他的词语洋溢着1793年的激情，他必然雅各宾式地把一切文本、语言结构的权势和暴力当作巴士底狱、丹东的断头台、拿破仑大炮轰击的雾月，等等；而另一方面，当巴尔特把突破文本的本文和解构语言结构的词语自由、倾心地称作“语言的永久革命”、称作“语言的乌托邦”的时候，他又是傅立叶的后代，他的词语沉浸于1516年的梦幻，他必然法朗吉式地在本文与词语的自由中，随任情嬉戏的词语来来去去，带去什么，又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