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所述，北京城混乱局面的形成，直接原因是多方力量的进入京城。[44]四月底五月初，团民、教民均往北京集中；五月三日，三百多名洋兵进入北京；五月十三日，甘军入驻京城。团民与教民的矛盾，团民对洋人的仇视，教民对于团民的恐惧与仇恨，洋兵对于团民的戒心，以及部分甘军与团民的不分彼此，使得这些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厮杀几乎在所难免。
二、混乱与秩序
有关义和团全盛时期北京城的混乱状况，不同时期的义和团研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视角。民国时期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专著，大都辟专节叙述义和团对于北京城的扰乱。如陈捷之《义和团运动史》以“义和团肆虐于北京”为专节标题，陈功甫之《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以“朝议之争持及北京大焚杀”为专节标题，讲述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乱状。两书对北京混乱状况的描述，都特别强调“恣意劫掠”这一点，也都列举“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御使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为例；且都指出“拳众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并以都统庆恒为例；所不同者，陈功甫之书特别指出，“武卫军与拳众混合，恣意劫掠”，而陈捷之书对武卫军之劫掠并未提及。[45]1949年后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著作，大都也会涉及义和团时期北京城的混乱，不过混乱的制造者变成了清政府。如金家瑞之《义和团运动》如此描述北京城的混乱：“那拉氏准备‘西巡’的消息传出后，北京人心惶惶，‘京中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五两’……北京城的混乱情况简直不堪言状了。”[46]义和团则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如义和团对出京官员的查拿。[47]民国时期与1949年后学界在此问题上观点的截然对立，体现了不同时期学界对于义和团的不同态度：民国时期是否定多于肯定，而1949年后刚好相反。近年来，学界对于义和团时期北京城混乱状态的认识又有新变化。如马勇在《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指出，义和团骚乱“不论对清政府来说，还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并认为清政府对待“义和拳骚乱”是采取了“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平息措施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