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论零札》中戴氏又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深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的戴望舒，竟发此论，实在令人费解。这两句话，究竟是否和马拉美或当时的闻一多抬杠，不得而知。戴氏在此处只孤零零地提出了这两个意见，并未加以阐明或发挥，所以意见仍然只是意见，不能成为理论。我认为这两句话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古今中外的诗，都不能没有节奏和意象。以“音乐的成分”而言，律诗和十四行诗严密的格律固然富于音乐性，即使利用口语节奏的自由诗，只要安排得好，又何尝没有音乐性呢？音乐性，是诗在感性上能够存在的一大理由，“去了音乐的成分”，诗的生命便去了一半了。所谓音乐性，可以泛指语言为了配合诗思或诗情的起伏而形成的一种节奏，不一定专指铿锵而工整的韵律。中文天生就有平仄的对照，不要说写诗了，就是写散文，也不能不讲究平仄奇偶的配合。即使戴望舒自己，讲了这一番诗话之后，不也仍在写脱胎于新月体的格律诗吗？直到他最后的一首诗《偶成》，他也未能摆脱“音乐的成分”，未能摆脱早期格律的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