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离得最近的2020年，我却越像是什么都记不清了，记不清哪一天得到的消息，是沈浩波第一个告诉我的，任老师得了胃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不记得当时在沈浩波面前我是不是直接就哭了，但记得知道任老师离世的那天，在他办公室我实在忍不住哭了一鼻子。也记不清是几月几日，我和沈浩波、西娃、小董一起去了在回龙观的北大肿瘤医院，看望了病中的任老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见面时间大概30分钟。病房要求每次探望只能进去两个人，我和沈浩波先进去，西娃和小董在外面等。推门看到的任老师半躺在病床上，见了我们他恢复了一些精神，沈浩波宽慰他现在医疗条件好，找到合适的靶向药，一定能有奇迹发生，还举了他伯母癌症病愈的例子，同时沈浩波也鼓励任老师继续写未完成的自传，还提出给任老师出版全集的想法。我知道这完全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鼓励，创作是诗人最好的药。我只是听着，并把任老师对出版全集的一些基本设想记下来。提及写作，任老师依然充满激情，他思路清晰，对于各本书体例篇目的构想也很完整。那一刻癌症是不存在的，时间依然通向无穷尽的诗文。
然后就换了西娃和小董进去。
等西娃和小董出来后，我又单独进去了一趟，我说：“任老师，我再进来和你道个别，你好好休养，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