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明史·唐枢传》，所载枢言李福达狱之疏。福达实名伏答，犯法戍山丹卫时，案牍中名福达，遂系军籍。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丹卫。复逃以后，更姓名曰张寅。原问官山西按察使李珏，因见仇控福达之薛良不似良善，而福达身原有龙虎形之朱砂字，今张寅之身已无之；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其实寅父子附籍，乃始于嘉靖元年，非以前所固有。又因军籍福达为崞县左厢都人，崞县左厢都户籍无李福达李午名，惟城坊有李伏答。盖坊与厢本无界线，其贯址实在城坊，名字则书写两歧，遂于初牒举其可疑。经马录集诸供证，判明张寅之实为福达，而以涉及郭勋，遂为璁、萼所假手以兴大狱，于议礼案中添一冤滥惨酷之祸。录枢原疏，以详曲折：
疏言：“李福达之狱，陛下驳勘再三，诚古帝王钦恤盛心，而诸臣负陛下，欺蔽者肆其谗，谄谀者溷其说，畏威者变其辞，访缉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窃惟陛下之疑有六：谓谋反罪重，不宜轻加于所疑，一也；谓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谓薛良言弗可听，三也；谓李珏初牒明，四也；谓臣下立党倾郭勋，五也；谓崞、洛证佐皆仇人，六也。臣请一一辨之：达福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钺从之，其意何为？继而惠庆、邵进禄等师之，其传何事？李铁汉十月下旬之约，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大上元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旗拜爵，虽成于进禄等，其原何自？钺伏诛于前，进禄败露于后，反状甚明，故陕西之人曰可杀，山西之人曰可杀，京畿中无一人不曰可杀，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则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据此释第一疑。是左右用事之璁、萼等直谓即是福达，亦未可罪以谋反而杀之。且福达之形，最易辨识，或取验于头秃，或证辨于乡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识之矣；发于戚广之妻之口，是其孙识之矣；始认于杜文柱，是其姻识之矣；质证于韩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识之矣；一言于高尚节、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识之矣；再言于邵继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识之矣； 三言于石文举等，是山、陕道路之人皆识之矣。此不必疑二也。此释貌有相似之疑。貌纵极似，不能得如许人皆识为其本身。薛良怙恶，诚非善人，至所言张寅之即福达，即李午，实有明据，不得以人废言。况福达踪迹谲密，黠慧过人，人咸堕其术中，非良狡狯，亦不能发彼阴私。从来发摘告讦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当疑三也。李珏因见薛良非善人，又见李福达无龙虎形朱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都无李福达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轻纵元凶。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从何来？纳粟拜官，其为素封，必非一日之积，前此何以隐漏？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求其贯址，何可得也？则军籍之无考，何足据也？况福达既有妖术，则龙虎形朱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众，后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尽谓薛良之诬矣。此不当疑四也。京师自四方来者，不止一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似之，此句当作又形貌似衣冠中人。原文不明了，故《三编》删此句，《明通鉴》亦因之。郭勋从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为妖贼余党，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勋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既宏议贵之恩，诸臣纵有倾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狱者曰诬，必言所诬何因；曰仇，必言所仇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则一切证佐非仇也；曰韩良相、戚广，仇也，即高尚节、屈孔、石文举非仇也；曰魏泰、刘永振，仇也，则今布按府县官非仇也；曰山、陕人，仇也，则京师道路之人非仇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