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共和国为人向往，经由沙龙讨论或科学院征文而成为“文学公民”的人不少，他们就此进入一个观看与被人观看、议论与被人议论、解释与被人解释的空间，个体言行不再是单向的付出，多少会有舆论或政治后果。他们勇敢地担负起变革风俗的责任，时至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青年时代的作为，18世纪的“青年”进入了现代历史，与“中年”“老年”有一样的地位。所以，文学共和国扩展了个体生命的长度，一个人在二十岁，或更年轻时，只要在时代精神里有所开拓，他的生命就有历史分析的价值。但幸运者少，多数人境遇艰难，文学共和国不是理想国，有名利就有扭曲的品性，身处其中的人有时会随波逐流。
卢梭走了这条路。青年时代，他认同文学共和国的精神，支持科学事业，参考热门话题创作诗歌、戏剧和科学文章，希望被人关注。1736年与华伦夫人住在沙尔麦特时，他读过奥拉托利会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出版的作品，还有一本科学入门读物，笛卡尔派的贝尔纳·拉米（Bernard Lamy）的《论科学》（Entretiens sur les Sciences），“反复读了上百遍”[178]。1738年7月，他向《法国信使报》投递论文《我们居住的世界是否是球形的》，提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牛顿、卡西尼（Cassini）、菲兹（Fizes）、哥白尼的理论，他自己也做证明地球是椭圆体的实验[179]。之后，他创作诗歌《华伦夫人的果园》（1739年）、《西尔维的林荫道》（1745年），以及戏剧《乡村卜师》（1752年）等二十余篇作品。因与主流思想有别，卢梭为同侪所轻，尤其是1750年发表《论科学与艺术》后，身心问题引起交往障碍，他在文学共和国总要应对出乎意料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