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再复对《水浒传》以及对金圣叹评点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其单一的政治性批判视角是显而易见的。刘再复与金圣叹,前者是“悬隔审美意识”的政治文化批判,而后者则正是基于“审美文化”基础上的审美评价。这是两人对《水浒传》进行评点的逻辑前提,也是学术立场上的分水岭。刘再复对文本解读的问题在于:他一边要搁置文学批评进行文化批判,而另一边却要反过来对诸如金圣叹的“文学评点”进行大加否定,实可谓前后矛盾,毫无统一的批评“标准”或“原则”可言。
对待同一部文学经典,刘再复之所以得出与金圣叹截然对立的观点,其症结就在于他们“裁判”文学的视角或价值标准在“文学性”与“政治性”的逻辑起点上发生了分离。金圣叹在评点“血溅鸳鸯楼”时曾明确地指出:“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7]非常明显,金圣叹的评点紧扣文学文本,在作品言语的细读品味中,体验人物的形象、动作、心理乃至于文本的表现技法。其意在于“文”,而非“文本”之外的政治伦理的道德谴责。强调“因文生事”,也即重视从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叙事结构等文学内部审美规律出发去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典型,从而揭示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其艺术价值。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曾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