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在大众文化的视域中，文学/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实体需要坚守，文学/文化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20]所谓高雅与低俗、民粹和精英、审美与非审美、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几乎是可以任意跨越的，甚至这样的区分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原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也被重构。文化成为一种物质力量，是“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21]，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互证、互释与互择的关系。
与此一致，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往往不认为文学/文化有一个什么本质，而更多是将它视为一个文本，一个需要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定位和理解的文本。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文本，不同的文本之间可以成为阐释的关系。批评理论的兴起和文化研究的发生都可谓与这种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本观有内在的关联。在这种境况之下，文学又如何可能守护20世纪80年代那种无功利的审美，又怎能区隔出自己的趣味和身份？文学理论又如何不发生转型呢？
第二，研究中的理论资源及其提问方式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本体论的那种哲学式的提问方式，而选择了现代社会学/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22]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更为自觉地成为一种跨学科，乃至反学科/无学科的研究形态，任何学科资源都可以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