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道义论的图景无论就其内部而言，还是更一般地作为一种有关我们道德经验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就其内部而言，道义论的自我由于被剥夺了一切构成性的依附联系，更像是被解除行动权利的自我，而非自由解放的自我。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无论是权利，还是善，都不能纳入道义论所要求的那种唯意志论的推导之中。作为建构的行为主体，我们并没有真正建构什么（第三章）；而作为选择的行为主体，我们也没有真正选择什么（第四章）。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人们所进行的并不是达成一种契约或合同，而是看是否有某种发现；而在“纯粹的偏好性选择”中，人们所进行的更多的是一种预先存在着的诸欲望（它们的价值无所区别）与最有效满足欲望之手段之间的匹配，而非一种目的的选择。对于原初状态中的各派来说，一如对日常慎思合理性中的各派一样，自由解放的时刻在到来之前便已消失；至高无上的主体被抛入环境要求的汪洋大海。
道义论自我的道德脆弱性也表现在第一原则层面上。在这里，我们发现，独立的自我本质上已成为被剥夺者，他已过于单薄，单薄得难以获得其日常意义上的应得［价值］（第二章）。因为应得的要求是以具有深厚构成的自我为先决前提的，唯有这样的自我才有能力占有日常意义上的［价值］，而道义论的自我却全然缺乏这种占有能力。罗尔斯不承认这一缺乏，相反，他却把各种权利资格建立在合法期待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无法得其应得，至少我们还有资格要求［社会］制度应尊重它们所产生的各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