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制约伦理学概念逻辑的一个因素是必须随时使用通用的伦理学术语，并在使用中保持术语的确定含义。如果排除对他人痛苦的关心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在伦理标准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其实只是为了求得别人对我们态度的理解。无论是当我们在斟词酌句，冷静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时，还是在大喊大叫、怨天尤人的时候，都会经常使用伦理学的语词和伦理学的腔调，正如休谟所指出的那样。［5］
一般而言，所有对人的赞许和责备的情感都是可变的，人们是根据受赞许和责备者和自己的近期或远期境况，同时也依我们当时的思想倾向，来形成这些态度的。然而，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却往往会忽略上述这些境况的变化，仍然老一套地用某些伦理术语来表达我们的好恶，就好像我们都是一些固执己见的人。可是，每当我们固执己见时，经验又会很快教会我们去调整或校正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至少教会我们校正自己的语言表达。设想如果我们的佣人既勤劳又忠实，就会激起我们对他强烈的爱心和同情，其程度超过对佣人的典范——马库斯·布鲁特斯的喜爱，但在说话时，我们却不会把更多的赞誉之词给予我们的佣人。又比如，如果我们的品格与一个颇负盛名的爱国者相近，那么，这位爱国者的社会影响和所获得的社会仰慕都会远远超过我们。凡此种种对思想情感的校正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