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弱国无外交”这样的铁证并不会因为精彩的陈词而出现转变，在当时协约国的五大国中，以英、美、法、日四国为首，而意大利虽名为强国之一，但在远东没有讨得太多利益，而英、法因为经历欧战后都需要休养，唯有美国和日本借助战争奠定强国地位。因此，各国也不欲在山东问题上开罪日本，中国代表团也感到在和会上举步维艰。刚刚才当着舆论的面鼓吹“公理”的美国费尽周章，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开脱的理由，那就是1918年中日双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是一份中日在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是在日方的压力以及“善意”下签订的，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当时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还签上了“欣然同意”字样。
（三）
据胡適先生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他专门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台，带着北大的教授去那里对民众做了一天的演讲，蔡元培也亲自登台，一派“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的乐观情绪。由此可知，当时举国上下对于战后的中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即便是日本对华政策日趋怀柔，但巴黎和会前后中国人的心理落差导致的心理创伤，却是一时无法抚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