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所以他对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赞美备至，对太原晋阳王昶长达千余字的戒子侄书全文收录。它的起首几句是：“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73]陈寿的这种旨趣为时人所称赞，认为他的《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74]。陈寿的“有益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礼”、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只是前者更着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罢了。陈寿的史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礼法、门风、名教，这是有长久的历史根源的。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谶、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75]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76]。这种推重“清流雅望”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三国志》的史学价值。陈寿还撰有《益部耆旧传》10篇；《古国志》50篇，被誉为“品藻典雅”；又编订诸葛亮言论行事为《诸葛氏集》24篇，凡14000余字。这些，都散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