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教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搅着文学。当步兵的搅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篇,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加农!”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激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忿。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51] 。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像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现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