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公共治理
20世纪70年代，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仅四十年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普遍的“滞涨”，即经济发展停滞，同时通货膨胀肆虐。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干预来防止或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人们发现，政府干预本身也存在“失灵”的问题，于是开始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政府自身应当如何定位？这成为西方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热议的问题，直接促进了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的变革。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合适的”政府？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良好治理”（goodgovernance）的概念，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理念应运而生，即抛弃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共同作用，重视社会网络中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改善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不在政府提供和市场机制之间走极端。
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政府的角色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在教育领域，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教育行政体制已经不适合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改革教育行政管理方式，一方面，政府要注重从对教育的微观管理转变为重视宏观管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采取立法、财政、税费优惠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发挥专业性的教育服务机构、教育中介组织和教育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教育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教育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这些机构或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涵盖教育培训、教育管理咨询、教育人事仲裁、法律援助、质量检测与评估、教师专业发展引领、弱势群体扶持等多方面。如果由政府包揽提供上述方面的服务，只会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规模变得越来越膨胀，而这并不符合政府机构精简的基本趋势，而且，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也明显不具备可行性。充分发挥服务机构、中介组织、专业学会等的职能，一方面可以通过类似于第三部门的组织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等提供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有效地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使得政府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宏观管理方面。这就是教育的公共治理的基本含义。在教育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这些教育服务机构、中介组织、协会学会等的健康运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