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妥协却又无以为生，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那么赚取稿费以卖文为生，也就成了他唯一的生活出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忍气吞声、腼颜握管者，地非首阳，无薇可采，与其饿死，不如赖是以苟延残喘”，“各书局皆停止收稿，而一介书生，又无从改业，不得已，开始为各定期刊物写些十多年不专门写作的文艺作品”。 面对着家亡与国破的现实处境，他的心情又岂止是悲哀和伤痛能够形容的。“赖是苟延残喘”的他，在政治不能谈，也无甚可谈的情况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以此来安慰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他笔下的爱情几乎都以悲剧告终，也可谓谭正璧内心苦涩的投影。
谭正璧在创作中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这既是他在巨大生活压力下采取的生存之道，也隐含着他对殖民当局和现实处境的强烈不满与愤懑。在《琵琶弦·题记》中，谭正璧这样回忆说：“在上海完全成为不自由土地以来的四年中，我为了生活，曾经写过许多别的文人所不愿写的文章，其中十九都和历史有关，有论文，有小说，也有剧本。在尽可能范围内，我始终抱着两个主旨：一是借题来灌输抗争意识；一是借事来暴露敌伪丑恶。”这几句话就明确地表明了谭正璧的部分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旨。他的历史小说就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种种现实有感而发，有对民间正义精神的张扬，有对战争的批判，也有对家国危难的忧虑，体现了作者心忧天下的文人情怀。其中，有些小说取材于历史上政治性较强的事件，更能表现出谭正璧的政治倾向，如《孟津渡》《还乡记》《楚炬》。打着讨伐暴君旗号的姬发和姜尚不过是想自己做皇帝罢了，而所谓的“王师”也与强盗无赖无异。《楚炬》写工于心计的刘邦幕僚和长于投机的商人，否定了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行为——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投机倒把、发战争财的官商的批判；《滕王阁》写无能文人攀附权贵、嫉贤害能、欺世盗名——侧重讽刺沦陷区一班媚敌附逆文人得势得意的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