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这个流行的字眼，作为一个高尚的名词，对于企图从一般人性固有特点中寻找支持政策的理由的尝试，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企业”唯一恰当的意义乃是一种中立性质的含义，指从事于一种“事业”，它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它实际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也照样需要在具体的情况中加以研究。但是“企业”（enterprise）[1]又具有一种受人欢迎的人性特点的含义，因而这个论点便从观察的领域转入意见的领域，附加了一种受人赞许的情绪。“企业心”和“创导性”“勤勉”（industry）[2]一样，能够用来说明无数的对象；这些字眼可以说明一个闹事的工联的活动，也可以说明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工业企业。
上面我们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事例，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首先把一个现存的社会行动的方式转变为一个人性的心理特征；然后，把一个被认为真实的心理的事实转变为一个价值原则——一种道德的东西。由一些具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界线的情况所提出的社会问题——而它们必须是用观察去确定的——变成了一些不涉及地点和时间条件而能够绝对确定的问题。所以它们变成了属于意见和有争论性的东西——而且由于后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的倾向便诉诸一种力量，把它当作最后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