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曾嗜古成癖，我也更喜欢“大庾”这字样，以为仅这字样就已古意盎然，不解何以要改用“大余”。抵达大庾岭时，暴雨已过，古驿道由两侧的梅树簇拥着，因微雨而显出了幽深。这段驿路修筑于唐代，领此一役的，是那位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回到北京后查阅方志，得知宋代始有“梅关”，且加种了红梅。明成化间则重修岭路，“易甃以石，二十里悉为荡平”（乾隆十三年《大庾县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梅关曾久废，“正德八年始修治之，崇嶐壮固，屏蔽南北，屹然襟要”（卷八八）。我们由卵石铺成的驿路走到关下。驿路呈台阶状，徐缓地在山间延伸，因过于整饬，少了一点历史苍茫感，梅关对此作了弥补——即使并非宋明所遗，那风雨剥蚀的痕迹，苍老的颜色，也足以唤起深远的记忆。也如赣州的并非雄关，梅关也非地处险要。驿道宽阔，虽上下行，却较为平缓。但这盘旋不已像是要伸展向无穷远方的道路，仍然引人去想象行旅、漂泊的艰苦与寂寞。
枝头的梅子尚青涩。其实明末清初的梅关已无梅，我们所见路边的梅树，为后世尤其近年来所栽，无非为了补足“梅岭”、“梅关”的意境，因而梅关虽古而梅树不古，没有王猷定所谓的“古铁峥嵘”（《滁游记》，《四照堂集》卷九）。大余人告诉我，我所要寻访的易堂诸子倘南下广东，必过梅关。回到北京后查阅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近人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梅关确系那些人物粤游所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