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治国理民是靠德行教化，还是靠严刑峻法？桑弘羊等人认为“令之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24]，处于当时的社会，“欲以敦朴之时，治抏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25]，因此不但不能放松法治，而且应进一步加强。贤良文学则用“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滋多也”[26]的事实，说明“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27]，“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所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28]。
第三，对周边少数民族应以德抚绥还是厉武备而任兵革？贤良文学们把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与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及武帝晚期民众的贫困和社会的动乱联系起来，指出“用军于外”，必“政败于内”[29]。所以对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应采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办法，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30]。桑弘羊等人也承认战争给民众带来了苦难，但认为天子是天下之父母，有使天下安定的责任，对于不修臣职而侵盗不已的匈奴等，“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