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抱持乐观态度，并且相信人类利益能彼此和谐的哲学家，诸如洛克或亚当·斯密，以及某种心情下的穆勒，他们相信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与为个人保留一个不容国家或其他权威任加干涉的广大私生活范围，是可以相容的。霍布斯，以及其他一些和他持相同看法的人，特别是一些保守、反对的思想家，则主张：为了避免人类的互相残杀，因而使社会生活变成一处丛林或荒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高一等的安全防卫，使人类能够各安其位；基于这个缘故，霍布斯主张加强中央控制的范围，减少个人自由的范围。但是，以上这两派都一致认为：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窄小，都将构成专制。自由与隐私权最雄辩的维护者康斯坦，忘不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独裁，他宣称说：至少，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不容横加侵扰。杰弗逊（Jefferson）、柏克、潘恩（Paine）、穆勒等人，也都各自列举了一些不同的个人自由，但目的都同样是不使权威过度扩张。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至于“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我们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但是完全的自我放弃，便是自我挫败。那么，这个最低限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抛弃它，就是违逆了我们的人性本质——这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然则，所谓人性本质却又是什么东西？它又隐含了哪些标准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向争论不休，将来也仍会永远争论不休。然而，无论这个不准干涉的范围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无论它是根据自由法或自由权利或功利原则，或某种康德所谓的无上命令，或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是人类用来厘清并支持他们的信念的其他任何概念，来订定的，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都是“免予……的自由”；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一位最有名的自由斗士，曾经说过：“唯一能以自由为名，而当之无愧的，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己利益的自由。”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是否有理由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穆勒认为我们毫无疑问地具有这种权利。既然正义的意义，是每个人拥有最低限度的自由，我们当然有必要对其他的人加以约束，必要时还可以强制执行，以使他们不至于剥夺任何人最低限度的自由。其实法律的整个功能，也就是预防这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成为拉塞尔（Lassalle）所讥讽为守夜者或交通警察之类所代表的功能。